近年来，随着“齐文化”热的兴起，各项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对于提升淄博城市文化品位，促进区域文化品牌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笔者发现，与其他领域相比，对齐文化教育思想的研究却略显不足。有的人对齐文化教育思想仍然一知半解。因此，加强对齐文化教育思想的系统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教育教学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齐文化教育思想散见于各种典籍当中，梳理起来异常困难。所以，本文尝试从宏观视角，对齐文化教育思想概括出以下基本特征：

一 、提倡尊师重教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几千年来历久弥新。齐国最早提出的“尊贤尚功”、“以人为本”治国方略，孕育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尊师重教思想。主要表现为：

第一，将教育视为治国安邦的基础。人民安居乐业，要靠教育。《管子.君臣下》说：“是故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意思是贤明的君主重视日常教育，就可以使民众平时服从治理，战时能够取胜，防守牢固不可破。《管子》重视教育的思想，被认为是“我国教育兴邦论的先驱”（《《管子》——中国最早的管理学文库》，蔡一著）。社会和谐稳定，要靠教育。让人民群众团结一心，政通人和，这正是教育的期望和目的。《管子.立政》说，“期而至，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管子》认为，教育能够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管子.权修》）。

第二，将教师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联。著名的稷下先生、大教育家荀况被尊为“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司马迁《史记.孟子旬卿列传》），这也是“老师”一词最早的出现。荀况在先秦诸子中最提倡尊重教师，他首次将教师提到与天地、祖宗、君并称的地位。《荀子.礼论》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他把教师看作治国之本。《荀子.大略》更是明确指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而法度坏”。

第三，给予教师优厚的待遇。齐国统治者给予教师优厚的待遇，以稷下先生们最具代表性。不仅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也有优厚的经济待遇。如汉末徐干《中论》记载：“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上大夫”的官职和“不治而议论”的特权，都是很高的政治待遇。再比如，齐宣王为挽留孟子，曾许诺：“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对稷下先生提供如此优厚的待遇并惠及其弟子，这在当时诸侯列国中并不多见。

第四，对教师标准提出了极高要求。这集中体现在荀况的教师观中。《荀子.致士》中记载：“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荀况认为，作为教师，仅有广泛的学习是不够的。还要有尊严而让人肃然起敬，要德高望重，讲课条理清楚、逻辑性强、不犯错误，善于从细微处讲出大道理。

二、 实行开放包容

开放性和包容性，是齐文化教育思想的显著特色之一。具体表现在：

在教育对象上，实行万民之教。在《管子》看来，教育目的之一是教化民众、传播智慧、提高技能。要想改变民众风俗，必须首先实施严格的教诲。而且，无论是智者、愚者，都要接受教育。可见，在齐文化教育思想中，教育对象是开放包容的，是大众化教育。正如《管子》所说：“必先顺教，万民乡风”（《版法》）。“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人；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乘马》）。《管子.君臣上》中，把负责教化民众的官员称为“人啬夫”。指出“人啬夫任教，教在百姓”。既然教在百姓，当然是大众化教育。台湾宜兰大学陈复教授也认为：“齐国的教育不单纯是在学校内，还包括在生活里。就受教育的对象而言，不光包括贵族，也包括平民。”（《齐文化与稷下学论丛》，2018年）。

在教育内容上，采取兼容并蓄。既然实行万民之教，那么教育内容必然依据对象不同而不同。比如，对士人阶层，主要是提高修养和综合才能，对庶人百姓，主要是“教之以劳”，提高生产能力。《管子.五辅》说：“士修身功材，则贤良发；庶人耕农树艺，则材用足”。但对于以“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德育教育，则要求从君主、官员到庶民百姓，都必须接受教育。至稷下学宫时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兵家、农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经在稷下学宫讲学论辩。

在办学体制上，实行变革创新。齐国的教育有许多创新之举，其最精彩之处，就是齐国统治者，顺应潮流，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办高等学府——稷下学宫。不仅条件优越，经费充足；而且名家纷至，机制灵活。司马光在《稷下赋》中赞誉到：“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筑钜馆，临康衢，盛处士之游，壮学者之居，美矣哉！”王志民先生说：稷下学宫绝不是历史上官学的复归，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变革中重生：使官、私学结合，成为社会之大学。稷下学宫变“政教合一”为政教结合，提升了大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内涵；变一人之教为大师云集的众人之教；变一家之学为百家之学的传承与争鸣；变传授历史知识为主为研究现实、面向未来为主；变由个体私学向私学教育联合体性质的实体发展。并以国办官学的形式，积极主动地影响和导引了战国私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其对哲学、文化及教育等方面产生的影响，都是广泛而深远的。郭沫若先生指出：“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学术研究上，鼓励百家争鸣。稷下学宫是诸子百家的荟萃之地，也是“百家争鸣”的集中发生地。那时的稷下学宫，学生之间、先生之间、先生和学生之间或本派内部经常进行自由辩论。辩论立足本派，取长补短，去谬存真，以理服人，博采众家之长，不断完善、发展自己的学说。《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对这种论辩评价说，“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从某种意义上说，诸子百家虽起源于诸侯各国各家，却集大成于齐国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堪称是先秦时期我国文化思想发展的“产床”。

三、严格规范管理

由于史料所限，我们参考《周礼》中有关史料，来分析齐国的教育管理特点。

一是有规范的教育管理体系。西周时期对教育的管理，已经形成制度化、规范化。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置了分管教育的行政长官。《周礼.天官冢宰》记载：主管教育的官员叫大宰和小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小宰之职，以官府之六职辨邦治。一曰治职......二曰教职，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地官.司徒·叙官》记载，“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蜀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官之属：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乡师，下大夫四人......大司徒之职，施十有二教焉”。小司徒的职责是：“掌建邦之教法”。乡师的职责是：“各掌其所治乡之教，而听其治”。乡大夫的职责是：“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其他如州长、党正、族师等，也都“各掌其教治政令”。周朝的这种教育管理体制，在《管子》中也得到了印证。《君臣下》中说：“乡树之师，以遂其学”。说明在乡一级行政区划中，设置乡师，以管理教育。

二是有规范的学校设置要求。西周时期，对学校的设置也已经相当规范化。具体而言，西周的学校可分为两类：一是国学，即设立于王城或诸侯国都的学校。按学生年龄可分为大学、小学。二是乡学，即地方学校，按地方行政区划分设置。且学校名称依据区域大小不同而不同。如《礼记.学记》中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州）有序，国有学。”学者一般认为，西周的地方学校自乡以下有四学：一曰乡校，二曰州序，三曰党庠，四曰家塾。

三是有规范的课程体系。无论国学还是乡学，都有规范的课程体系。比如，《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智、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由于西周时期是“学在官府”，“政教合一”，“官师不分”。因此统治机构的政事活动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学生在参与政事的过程中接受各种教育。后来逐渐形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的教育内容。至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虽然各家各派都有各自理论主张，但也都把“六艺”作为主要课程。

四是有严格的学生管理守则。《管子》中收录的《弟子职》，从尊敬师长到个人修养，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教学到课后修习等多方面，规定了学生必须遵守的规则。如《弟子职》第一段说：“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内容最全面、篇章最完整、记述最清晰的学生管理守则。郭沫若等人考证认为“当是齐稷下学宫之学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弟子职》中明确规定了，晚上掌灯学习以及先生休息以后，同学之间仍然要进行切磋讨论的内容。这在二千多年以前难能可贵，充分体现了稷下学宫对学生管理的严谨与规范。

四、尊重育人规律

齐文化教育思想所蕴含的育人规律，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提出了“树人”思想，并提倡育人先立德，德法并举，实现育人目标。其中“立德树人”已成为我国现行教育方针的主要内容。

首先，育人先立德。《管子》在开篇《牧民》中，就首提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内容的德育观，并第一次将德育范畴上升为国家支柱的战略高度。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怎么对民众进行德育教育呢？一是要从小事做起，从细节抓起。《管子.权修》指出：“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二是要以上率下。《管子.君臣上》说，“主身者，正德之本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道德定而民有轨矣”。“上之人务德，而下之人守节，义礼成形于上，而善下通于民。”（《君臣上》）。当然，齐文化教育思想中的德育范畴远不止这些。《管子》还提倡仁、孝、敬、诚、信等道德观念。

其次，育人即“树人”。齐文化将育人称为“树人，”首次提出“树人”思想。这是齐文化对中国教育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管子.权修》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茍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树人”的长期性。谷物、树木等可以一年或几年就有收获，但培养人才却是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程，可谓“百年树人”，是百年大计，终身之计。二是“树人”的重要性。培养人才，可以一种百收。对个人来说，是终身受用；对国家来说，使用人才干事创业，则有如神助；更重要的是，这是通往王霸之业的大门。三是“树人”的渐进性。树谷、树木都必须遵循自然生长规律，树人也必须遵循育人规律。不急功近利，不揠苗助长，而是精播细作，浇水施肥，修枝剪叶，然后静待成才。著名学者李希贵在《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书中说：“农民种地，他们从来不强迫庄稼按照一个模式生长——因为他们知道那样做肯定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只是勤勉地浇水、施肥，为每一颗庄稼按照自己的方式尽情地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于是，他们在秋天才有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沉甸甸的收获。教育何尝不是如此？”

第三，育人要德法并举。德法并举的育人观，在先秦时期明显区别于儒家、法家、墨家等的教育思想。只有开放包容的齐文化教育思想才有如此的创新精神。《管子》中，刚性的“法”有时被称为“政”，柔性的“德”有时被成为“教”。在《管子》看来，德和法其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具体方法不同而已。正如《侈靡》所说，“政教相似而殊方”。《任法》也指出，“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管子》既强调法治, 又重视德教，二者并举, 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统一于“树人”之目的。其一，法治和道德教化，都是事关国富兵强的大事。比如《形势解》说，即便是“地大国富，民众兵强”，如果“无厚德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也”。其二，道德教化对于法治推行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如《牧民》指出:“四维张,则君令行”。而且德教抓好了，还会出现“教训成俗而刑罚省”的良好局面。其三，法治对于道德教化也同样有重要促进作用。《形势解》说，“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以法数治民则安”。正如《权修》所言，在做好道德教育的基础上，“然后申之以宪令, 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 以法治促使“百姓皆说（悦）为善, 则暴乱之行无由生矣。”《任法》中也讲，“治民一众, 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 不知化不可”。只有将法、教结合起来, 德法并举，综合治理, 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五、讲究学习方法

齐文化典籍中，论述学习方法最为集中的，当属《荀子.劝学》。据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考证，《荀子》中的《劝学》、《修身》、《解蔽》等篇，都是荀况在稷下学宫时所作。可以说，《劝学》也是稷下先生对学子们的要求，其中不乏格言警句。时至今日，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比如：

强调学习的态度。“学不可以已”。学习不能停止，提倡终身学习。

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已”。“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学习可以使人智慧、明达，行为没有过错，从而达到美其身的目的。

强调注重积累。“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强调向前人学习并超越前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强调善假于物。“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强调持之以恒。“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强调专心致志。学习要“用心一也”。“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

强调学习环境的重要。“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强调尊敬老师。“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

当然，在其他齐文化典籍中，也有很多关于学习方法的论述。比如：

强调思考的作用。《管子·内业》说，“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

强调循循善诱。《管子.侈靡》说，“若夫教者，标然若秋云之远......蔼然若夏之静云......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备之。”

强调合作学习。《弟子职》说，“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长其仪。”

强调言行要合乎规矩。《弟子职》说，“凡言与行，思中以为纪，古之将兴者，必由此始。”

六、坚持学以致用

在齐文化教育思想中，坚持学以致用是贯穿始终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倡导知行结合。荀子历史上第一次将学习过程总结为“闻见知行”四个阶段。《荀子·儒效》中讲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在荀况看来，“知”和“行”是同一学习过程中的两个阶段。“行”是学习的最高层次，通过闻、见得来的知识，只有经过“行”的检验，“知”才算“明”了。同时，荀况也认识到，通过“行”，也能提高“知”的认识程度。如《劝学》所言，“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孙培青教授等在《中国教育史》中认为，荀况所谓的“行”，同样是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个人的品德修养、教人、从政治国等。由此可见，荀况堪称是倡导知行结合的先驱，这比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早了大约1700多年。

实行言传身教。言传身教是效率最高的教育方式之一。齐文化教育思想中的言传身教，主要体现在《管子.小匡》关于“四民分业”的记载。四民分业，一直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起源。四民分业是指，“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子》认为，这样可以使士农工商“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也就是通过言传身教，互相切磋，达到安心学习，提高教育培训效率，保证工作质量的目的。

注重技术技能。虽说《管子》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如《考工记》详实、全面。《考工记》是我国所见年代最早关于手工业技术的文献，该书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但很少有人从教育的角度分析它的价值。其实，《考工记》堪称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教育教科书。其一，它体现了对技术技能的尊崇。比如，将“百工”列为国家“六职”之一：“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而且将技术技能尊为是圣人之作：“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其二，它首创了学科分类及专业建设标准。《考工记》详细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学科30个工种的内容。此外，还有数学、设计学、地理学、化学、力学、声学、天文学、建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是当时科技最高水平的体现。其三，它蕴含着丰富的职业道德规范内容。主要包括：一是“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比如，在设计车、弓等产品时，要考虑到人的高矮、胖瘦及脾气性格等等。二是“天人合一”的生产管理过程。《考工记》最早概括提出了制造精工产品的四大要素，即“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第一次从选材、设计，到施工、组装全过程提出了具体要求。三是精益求精的工艺标准。比如，车工做的车要“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县，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继者如附焉。”四是完备务实的质量检测制度。产品出厂前必须试用。比如，对车轮的检测必须达到“可规、可萭、可水、可县、可量、可权也， 谓之国工。”。同时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发现质量问题，精准追责。这些理念，即便现在社会化、智能化生产中，也是职业道德规范必不可少的内容。

以上六个方面，虽然不是内容的全部，但我们已经充分感受到齐文化教育思想的巨大魅力。齐文化教育思想的许多理念都是原创性的，不是“第一”，就是“最早”。比如，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稷下学宫”，第一部学生守则《弟子职》，第一部职业教育（实用技术）教科书《考工记》，最早提出“百年树人”的教育思想；首次将德育范畴提升到国家支柱的高度，首次将教师作用与国家兴衰相联系，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的人才观，首次提出“法德并举”的教育观......这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标志着齐文化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乃至世界教育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汲古鉴今，继往开来。我们在敬佩前人的同时，倍加感受到的，应当是在新时代继续前行的责任。（淄博市基础教育研究院 李铮声）

（淄博市广播电视台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