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学术成果，原题为《回顾历史与关照现实：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深刻蕴涵、生发根据以及当代启示》，文章内容有删节】

□ 周叶（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基础牢固和源流丰沛是文明得以持续发生发展、繁荣兴盛的前提。中华文明延绵至今未曾中断，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历史土壤孕育了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文化包容气质。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其独特的哲学理念、政治保障、地理条件、历史基础以及外部动因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一）哲学理念：“和合”思想的朴素包容理念  

中国古人于宇宙天地运行中，寻找世界生存发展之根本道理并进行哲学审思，发现了天地人“和”的“和合”核心价值理念和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追求的理想境界。

一方面，“和合”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内核和因子。“和合”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而“和”和“合”则分别出现的更为久远的金文和甲骨文中。“和”具有和谐之意，是同质事物与异质事物之间的和谐一致。“和”字最开始表示一种吹奏乐器，因而本义为“和声”，原意为音乐方面的和谐情景，后因读音上通“禾”，表示正中、协调之意，可延伸为将事物不同部分、不同情境整合以达到不偏不倚的中和状态或和谐圆融状态。“合”字，本义为盖合，后引申为闭合、聚合、结合、符合等义。追溯古今，“合”一是有合纵的意思，比如《史记·魏公子列传》“合纵缔交，相与为一”，二是有会聚、聚合之意，比如《周礼·秋官》“将和诸侯”，三是有合适的意思，比如《资治通鉴》中的“甚合孤心”，四是作为形容词，“合”则意为和谐融洽。“和合”并用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为融合、整合，后又有团结、和睦的意思，或是以融合为手段追求和谐的状态。所谓“和合”思想，就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与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与无形相合为新结形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另一方面，“和合”思想在内容、对象、程度、实现方式等有着包容意蕴。“和合”思想，从内容上看既表明是万物协调的结果，而并非单一的或简单的物质构成，内在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人事物，又较之于“同”而言，不排斥事物的多样性，强调多元和谐、异质协调与对立消解，倡导兼容并包，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具有包容性和成长性的社会思想。从对象上看囊括追求身体与心灵的彼此契合，内心平静是身体和外在平和清净的基础，如佛教“六和敬”；追求人与人之间和睦，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追求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相处、交流互鉴、互利共赢，力求达到“协和万邦”；发展到天人关系，追求“天人合一”“天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程度上看坚守“中庸”之道，以“中”为衡量标准，追求刚刚好、恰如其分的状态，这是包容的理想境界，如“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从实现方式上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以实现多样性的和谐。总之，“和合”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处世观念和哲学理念，传承于古而宣扬于今，古老而常新，其承认矛盾、尊重差异、协调矛盾，体现了一种求同存异的包容世界观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力量。

（二）政治保障：“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制度  

政治制度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有力支撑，“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因而“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制度奠定了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政治基础。

一方面，“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形成地域差异而总体趋合的局面。公元21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此后嬴政建帝号，称始皇帝，废分封、立郡县，创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实现了全国政治上统一，奠定“大一统”基本格局。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大一统”政治制度奠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也使得“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常态，使得广大华夏儿女将维护国家完整统一观念深入内心。但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已经产生，如《诗经·小雅》西周人的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继周代封建大一统崩溃之后，诸子百家相继都表达了重建天下于一统的思想，如春秋末期孔子极力主张以周礼维护一统政治格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从文哉！吾从周。”总的看来，先秦时期的一统思想主要是一统于周和周的礼乐制度。秦灭六国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后，倡导“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秦汉以来的儒家借助政权将制度、文化和价值融为一体，构建了“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家国一体”牢固信念深扎民心。后来，儒家将“大一统”思想融入社会生活，在千年的探索实践中实现了中国“大一统”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的最终定型和成熟，并被后继历朝历代所继承、延续，助推了中国在历史动荡中由分走向统一的向心运动。可见，“大一统”是中国向内凝聚、向外开放的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

另一方面，“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制度，使得“一个中华”获得政治和文化强烈认同，形成国家政治一统基础上包容多样、协和万邦的治理智慧。“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制度下，思想一统、文化一统、民族一统、天下一统都是应有之义，形成兼容并蓄的“大一统”胸怀。思想上，自确立儒家正统以来，上下以儒为纲、兼容并蓄，形成了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如忽必烈推行“汉法”，建立元朝，在保留民族特色基础上融合与统一全国上下思想，维护政权稳定；文化上，针对地域广阔而形成的文化差异，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一统的整合性和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包容情怀，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实现中西方之间互通有无；民族上，中国是由多民族国家组成，在尊重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形成华夷一家、休戚与共多元一体的格局；天下观上，施行仁政，强调民胞物与、仁及天下，以一统政治为保障，尊重多样、求同存异，推进国家和世界的和平与文明。总之，“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制度，奠定了中华文明包容特性以坚强的政治保障。

（三）地理条件：不同生态文化区域间互相依存  

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人群文化的性质。”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中国发展所处的独特多元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地理环境是影响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中华文化有着相对独立的地理孕育环境，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演进发展道路。中国拥有约960万平方千米广袤土地，占地面积世界第三，位于亚洲东部和中部，面临太平洋，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中国北起漠河以北的黑龙江江心，南达南海南沙群岛南缘的曾母暗沙，西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以北的帕米尔高原，东至黑龙江省抚远县境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东和西、南和北都相距5000千米以上。中国内部环境，地形地貌丰富复杂，生态多样，内有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平原，四大高原、三大平原、四大盆地，使得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呈三级阶梯状逐渐下降，构成巨大的阶梯状斜面。第一级阶梯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附近，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由特高山、高山、大高原组成，比如西部山地和高原面积占比很大，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盘踞在此，成为干扰通常水平地带结构、中国地理分异的重要标志地形；以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祁连山脉—横断山脉为分界线，第二级阶梯在青藏高原以北和以东分布着许多广阔的高原和大盆地，比如西北部是高山与盆地相间分布的干旱区，有低于海平面的吐鲁番盆地、世界大沙漠之一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为分界线，第三级阶梯分布在中国东部，有很多宽大的冲击大平原，散布着许多中山、低山和丘陵，如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以及东南丘陵、辽东、山东丘陵，第三级阶梯继续向海洋延伸，形成近海的大陆架（大陆向海洋自然延伸的部分）。中国第一、二、三级阶梯之间的自然连接和过渡，使得地理环境自成一体，为形成中华文明奠定了生态环境基础，而地貌形态多元、幅员广阔、资源丰富，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前提。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孕育发展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助力形成具有强大包容性文化。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地势多元，而且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土地资源类型多样，物产丰富。回溯文明发展历史，中华民族根据所生息的地理环境，逐渐演变造就了农耕文明为主的生存生活方式。这种文明整体互补、相对自足，不同于游牧式的渔猎文明和四海为家的商贸文明，其适应了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交通状况，注重组织协作、重视和谐顺势，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根据性、包容性和内聚性，因而对形成发展和传承延续稳固的共同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中原华夏文明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演变成为中华文明主体，逐渐吸收、容纳周边族群多元特色文化，形成了“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主体，结合周边地区文化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就像一个‘重瓣花朵’”，奠定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基础，构成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并在发展过程中就体现出相合相生的和平性和包容性。

（四）历史基础：多民族间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   

江流九派，百川归海。多民族间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民族交往是一定历史阶段中各民族的个人、组织、群体之间相互的来往和互动，民族交流是较高阶段、较深层次的民族交往，民族交融是在各民族在交往交流基础上通过接近、学习、认同、趋同进而走向一个更大的相互包容的民族共同体的过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分别表现为单一单纯的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交换和合作的生存性来往、突破物质逐步实现精神文化以及思想艺术等全面交流传播、上升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共同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是从浅层次物理空间逐步上升到较高水平的文化空间和更高位阶的心理空间的依次递进关系。

一方面，多民族间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融共通的发展历程中历史事实。著名民族学者潘光旦指出：“我们祖国的历史是一部许多不同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地进行着，发展着。”约公元前2070年的夏朝开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也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夏人起源于先秦时期星罗棋布的古羌、夷、苗蛮、巴蜀、百越、西南夷等诸多群体的古羌一族。夏朝通过军事力量征服四方，以夏朝都城为中心，确立夏人为主体民族，其他收归五服管理即按距离远近把全国划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等五个不同地带并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加速了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约公元前1700年，源自东夷族的商族击溃夏军，占有了黄河中下游的肥沃地区后迅速强大起来，通过经常与周边民族发生战争，俘获羌人无数，俘虏东夷“亿兆”，转为商人的一部分，还与周边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开创了通婚先例等，商文化传播范围广大，并辐射荆楚、吴越等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时灭掉殷朝，建立周朝，是东夷族的一支。至此，夏、商、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皆在中原地区，三族融合之雏形日渐形成，东周时期三族交叉居住，民族差异逐步减少，也使得各民族观念日趋一致。三代的历史，也正是各部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奠定了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也早早地确立起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秦统一中国，建立起大一统政权，提供了交往交流交融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和更为有力的制度保障。魏晋南北朝，伴随着战争、掠夺与征服的被迫的、无奈的选择下，加速了包括古老的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乌桓、鲜卑、柔然等很多数量民族的多向流动的大规模、整体性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打破民族藩篱，增进文化认同。辽宋夏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势力强大，多民族政权并存，民族融合在相互对峙、冲突、纷争中进一步加深的同时也为元朝统一奠定了基础，元朝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特别是自唐以来，陆续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及其他中亚人来中国定居，他们同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长期杂居相处，互相通婚，扩大族群，元代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可见，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现象，即使分裂时期，也孕育着统一的种子，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下，各民族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血脉交融，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民族认同趋向，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另一方面，多民族间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文化精神。回溯中华文明发展历史可知，不同民族间长期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是千百年不断进行的历史事实，也是各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千百年来，各民族之间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一递进过程中，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既推进了中华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也在深刻联结各民族的内在情感增强互利共赢、守望相助、荣辱与共，还在保留自身多样性的同时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共性特征推进各民族文化共性、心灵共鸣，为文明包容特性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无尽的生命活力。

（五）外部动因：被动或主动与世界的对接发展  

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发展道历史画卷中，我们可以清晰的领略到中国被动或主动与世界的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包容性也逐渐从“自在”走向“自觉”。具体表现在：

在外来文化的传入层面，既有“大约5000年前，发源于西亚地区的农作物小麦和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并陆续向中原地区传播。与此同时，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也从西亚经中亚地区至河西走廊并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大约4000年前，家马由欧亚草原传入中国新疆地区。距今3300年左右，家马和马车经由欧亚草原地带传入商代晚期都城殷墟。”这些外来农作物和家禽的引入，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文明物质内涵，并在文明图谱上逐渐构筑其五谷农业体系和家禽饲养体系；铜的冶炼制作技术和后来来自西亚的冶金术与中国自身以及掌握的技术结合，提升了包括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在内的中华文明的青铜文明发展水平；家马和马车的传入，充实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丰富了人们的交通手段，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此外，自汉代丝绸之路得以开通后，也为异域文化进入中华大地打开了大门，比如既有来自“古代印度的佛教、印度教、耆那教，波斯的祆教、景教、摩尼教，西亚的伊斯兰教、以色列的犹太教，欧洲的基督教、天主教等，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实现相互融合，并进一步改造吸收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也有天文历算、数学、医学等知识以及自鸣钟、火器等相关制造技术等等源源不断为中华文明注入生机和养分。

在中华文明走出去层面，比如以唐朝玄奘西行为例，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其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并在此期间继续游学东印、南印、西印、北印等诸国。前后十七年，遍学了当时大小乘各种学说，在五印佛学界声望渐隆，被美誉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既努力把中国和中国文化介绍给印度人民，应印度童子王之请，把《老子》译为梵文，其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是学习、研究南亚次大陆和中亚地区各国历史地理的经典著作，成为印度和中亚一些主要遗迹考古发掘的依据。又带回梵文经籍657部启程归国，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把印度佛教经典和印度文化系统地介绍给中国，并且在中国发展了唯识和因明学的理论，创立了法相宗。此外，还有鉴真大师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尊敬。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的成就本就是在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中形成的，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重要成果。

另一方面，在被动或主动与世界的对接发展中，中华文明夯实了亘古通今的开放包容鲜明文明立场。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上，一个个鲜活的实例都表明，中华文明是在包容中成长、在包容中发展、在包容中创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更大时间维度内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中形成的。在被动或主动与世界的对接发展中，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相互联系、彼此互动、深度交往，夯实了亘古通今的开放包容鲜明文明立场，同时也正是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使得中外文明得以相互浸染、互学互鉴。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理念于今天的生动彰显，致力于促进不同国家之间交流合作。

来源：大众报业